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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谓孙中山在国民党改进不到一年之后，又再次改组国民党，乃由于苏俄对国民党改进不满，为了得到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出于“让步”而采取的措施。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对改组积极主动的一面。孙之所以那么快地采纳了鲍的建议，正说明鲍的建议深得孙心，而非孙迫于无奈。
事实上，从民初以来，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从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再到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而不可得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但如何振兴党务，孙中山虽多次整改国民党而未见成效。
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而“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此时孙中山虽已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与宣传的关系，但注重宣传只是俄共组织体制的特征之一。他显然尚未认识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他优长之处。亦因为此，1923年国民党改进时，孙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组织形式以改组国民党。直到同年10月俄国政治顾问鲍罗廷到来之前，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一直在希望得到对方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鲍罗廷的到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孙中山联俄的重心由单纯的军事物质层面向政党组织层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