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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至少在那些用奖赏的诱惑来布道的传教士的思想中有同样的前提预设。例如，他们称赞一种生活方式，其根据是这种生活方式会带来心灵的平静，这是追求世俗物质所不能的，这时他们是在给出一个作为结果的获得，以此说明我们为什么应该如此做，因而他们也是在暗示，一般而言，是对我们自身的有益性使一个行为成为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实上，这些传道士的观点和智者派的观点之间的惟一不同只在于，前者根据其神学信仰认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种种行为都会有其特定的奖赏，而智者派否认存在这种特定奖赏。当传道士继续说——有些传道士确实是这么说的——如果他们不再相信有天堂的话，他们就会不再相信正当与邪恶时，传道士和智者派的观点在原则上的一致性就昭然若揭了。柏拉图远不是惟一的提出行为必须对行为人是好的或有益的才是正当的这一假说的哲学家。这个范围都无须扩大到柏拉图的评论者之外，库克·威尔逊（Cook Wilson）就颇可引证。他在我看来是最敏锐的思想家之一，而他声称在牛津无人值得尊敬这一点又让人不能苟同。他过去常常在讲授《理想国》时强调，当人们开始思考道德问题时，他们不仅要求，而且有权要求，任何正当的行为必须通过证明对人们自身是好的来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理由；他还认为，柏拉图证明了我们认为正当的行为对社会是好的，而我们是社会的成员，对社会的好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好，当我们的好的性质被正确理解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了，因而柏拉图采取的是正确的，而且是惟一的途径来证明我们的道德信念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