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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研究者在讨论历史小说时也往往不脱“解释”和“讽喻”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汪毅中、姚春树《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初步考察》就将历史小说看作“史实、现实、作者自我诸点连成的三角形”，由此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细分为“铺陈史实”“比附现实”“寄托自我”三个基本型。[11]“铺陈史实”近于“解释”，“比附现实”近于“讽喻”，“寄托自我”则在自我抒怀的基础上混合了“解释”与“讽喻”。金宏达《论历史讽喻小说》则注意到所谓“历史小说”其实包含着神话、传说这一事实，并且“历史小说”的指归往往在于现实的讽喻，于是这样定义“历史讽喻小说”的概念：“所谓历史讽喻小说，就是取材于历史的神话、传说和史实，着重表现作家的现代意识的一种小说。作家的这种现代意识，既包括他的作用于现实的创作目的性，也包括他对原始材料所作的解释以及通过艺术想象所作的补充。它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必须严格忠于历史事实的清规戒律的限制，因为它并不认为自己负有替代历史教科书的功能的义务，而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小说这个大家族的一员，和姊妹品种一样都享有驰骋想象的权利。”[12]而王富仁对现代历史小说的研究则强调了“史观”问题，他指出，古代历史小说家是依附于古代历史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的，他们只能对历史家的记述作出演义式的叙述和表现，不能改变其记述的整体框架和模式。而现代历史观念的产生以及对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的批判，则使中国现代小说家可以站在与中国古代历史家完全不同的立场上看待和感受其记述的历史事实，他们不是古代历史家观念的演义者和宣传者，而是用古代的历史事实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观念和人生感受。[13]这样，王富仁就将“解释和讽喻”的问题深入到了观念性、认知模式的层面。